北京波希米亞

题记：我反对你的口味，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吃屎的权利。——忘了在哪里看到的妙语


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一种“冥冥的天道”，比如同类不应该相杀，这不单是人类道德，也是自然法则。

违背“道”的声音是否应该存在呢？可以存在，我们要宽容各种声音，但是社会责任就在于确保发出非主流声音的人肉体不该受到暴力威胁，同时由冥冥天道去选择正确的声音成为主流——比如天赋人权，不应该为了神学争论而烧死对手，但如果觉得只要有爱就可以母子相奸，我们就只能宽容而不能纵容。

在某党的摧残下，国内出现了一大票盲目忠于党的低智阶层。但我觉得这类人的危害表现很明显，要防范非常简单，理性自由社会要把他们弱智的脑筋扭回正常也很容易。更值得警惕的是一帮自由不离嘴边的伪自由主义者——这些人“自由”得毫无立场，又或者说他们的立场就是“群盲”支持什么他们就反对什么——说到底，这也是一种“群盲”。这些人“誓死捍卫”上了瘾，他们有时站对了队伍，比如应不应该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去使用过激行为——这仅仅是因为“大群盲”站在那一边，同时还出于他们应该团结他们的“西方盟友”的原因；还有很多时候，他们会誓死捍卫那些把政治正确性摆在人道主义之前的脑残言论，比如某国际女星的“is that karma?”论调，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他们就会选择性失明地看不到国际社会包括西方友人都在谴责这种论调，而只会一味地攻击“大群盲”对此的谴责是狭隘的无意义的。

一旦自由社会来临，这一票无立场却只顾着彰显自己优越的人就会成为潜伏在社会中的害虫。他们看到有与政府、社会提倡的事情逆流的声音就迫不及待地要去保护，觉得自己在捍卫言论自由，实在是太傻了。政府说人应该吃饭不要吃屎，有几个人说吃屎不会死，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大肆宣扬这种逆政府潮流的声音。那句总被这些人误用的名言，还给他们本身很适合：我完全反对你的口味，但是我誓死捍卫你们吃屎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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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智慧。

有智慧可以帮助人看清事情的真相，不因为外界的偏颇而强迫症地使自己偏颇。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要有根基和立场。

强权者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事情的本相以维护自身，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为此连事情的本相都憎恨呢？比如因为痛恨封建礼教连孔子都痛恨起来，而不去搞清孔子的坚持是什么；因为某种社会运动在二十世纪带来的巨大灾难而觉得马克思就是个混蛋是个杀人魔王却忽略了他学说中的精萃；因为一个一点都不和谐的社会却屡屡把和谐挂在嘴边就忘掉和谐所指向的美好景象。

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所探讨的强权与语言，我们看到一个极权政府的管制下如何产生了“新话”。很多人觉得这种新话是在不反抗的情况下被慢慢洗脑从而接受，但事实上，在反抗的语境中，人们也在创造出另类的“新话”，扭曲了语言原有的精髓——他们自认为反抗而生产的“新话”，恰恰是强权乐于见到的。因为这种情况下，虽然强权希望通过扼杀“语言的生命力”从而限制思想的企图失败了，但是“正确使用语言表达思想”的生命力却被用曲解原意对抗曲解原意的反抗者们扼杀了。语言的生命力一旦消失，思想的自由亦将随风而逝。

狄更斯说“多少罪恶假自由之名而行”，谴责的仍然是罪恶而不是天道指向的自由。同样，“多少罪恶假道德之名”，我们要谴责的仍是滥用道德以及犯罪之人。屡屡提及天道，智慧告诉我们，要降低的是人的权威，强权正是要提高人的权威去牟取利益，多少缺乏智慧的反对者却只将矛头指向天道而不对扭曲天道的人与行为进行精准打击。

智慧赋予我们的，正是回溯本源的力量。我们不会因为一个缺德却屡屡强调高尚道德的人而仇视道德本身，也不会因为觉得社会不和谐而对“和谐”一词充满敌意。只有在智慧的帮助下，我们才能把这种短期间发生的曲解原意当作某个历史现象去看待，等到这个不合理的历史阶段过去，这些被扭曲语汇的真义仍将重新融入我们的生活并成为我们希望看到的愿景。

获得智慧的途径乃是耐心的观察、记忆，通过生命的流逝、生活的累积获得。很多急于动脑的人总觉得自己拥有了智慧，觉得开动脑筋可以提高智慧——他们忘了自己脑中一半是水一半是面粉，脑筋不动则已，一动就成了一团糨糊。

9.15的《新周刊》专题《绝版中国》聚焦在中国城市建设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问题上。这期专题做得很有意思，不单有着专家们的意见点评，还有数十城市现今古城保护状况的报导，同时附有大量的旧照，让读者可以一睹这些业已消失的古老景观。

“城市历史”在近几年开始慢慢地成为了地方政府开始着手的一个项目。这一方面可以成为旅游GDP增长点，另一方面亦是官员政绩的一个反映。

只说这两点未免过于偏颇，似乎又要愤世嫉俗一番。但这的确成为了一个问题：一旦成为了政绩工程就很容易搞砸。而同时，也越发地加重了“历史＝旅游”这一概念。

历史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记忆。人们游览古迹，感受古代历史在现代社会的残余气息，增长见闻本无可厚非。然而今人有多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回溯记忆的？大多只是想拍照留念证明自己已经“看”过历史了。而历史亦在镁光灯的闪烁间加快了消亡的速度。

我去过三次故宫，第一次是在97年。我已经无法记起第一次去的时候的具体感觉，也许至多只是：人多，导游在赶，好大。那时我才12岁，连“记忆”的含义都不清楚，更别提去重新观察“人类的记忆”。今年一年内我去过两次故宫。我依然常常怀想寒冬中御花园里流连漫步，以及踏踩那腐朽不堪的青砖。第三次去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纪念品店里看到的清末帝都地图，在那一刻我才认识到北京的“大”。这种大不是面积上的，旧都城仅有北京市中心的占地，而如今北京市的马路已宽阔得足够在奥运期间做110米跨栏跑道。“大”体现在博大之上。当你注视着古代王都地图，你就无可避免地被吸引进去，景象鬼魅般重现，而如今的北京却一下在心里变得如此渺小。古都本是世界城市规划的最好蓝本和教材，现在却迷失在头大无脑的官方规划者手中。

于是我又要拿广州来比较。不在广州生活这许多年，对她的了解也只凭每个假期短暂逗留两周而匆匆一瞥。在《绝版中国》的专题里广州的部分中，有市民表示赞许市政府对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措施，所举的例子是北京路步行街展示的古代城市道路遗迹。然而这恰恰是我认为的一处败笔之作。这条古代商路在繁华的步行街中展示出来，但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与解说，外来游者不会关心那到底是什么。而本来北京路步行街就是购物休闲的地方，吸引目光的亮点全在街道两旁的商店中。路中间有那么一些地方在强化玻璃以下是褐黄的泥土更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而另外一点则是，既然已经发现了这些古代道路，是否在其下可能会埋藏更多别的文物，能够更好地让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研究、重现当时广州城的历史风貌呢？但如果开发，会否又会让北京路这黄金地段关闭上那么些时日呢？没人思考这些问题，而仅仅让历史成为了商业的附属品。

说个题外话，有时候我觉得在中国大城市孰优孰劣的争论上，认为广州胜过北京上海的论点论调几乎都苍白单薄得可笑。就像以上谈论到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上，充其量就只能说说北京路，西关大屋等。来来去去三股屁毫无新意。这是一种如此幼稚可怜的自卑呀。我并不是毫无根据地指斥广州人都是没有文化的文盲，其实只要对比一下哪个城市的书店寿命更长就能知道谁更尊重文化。至少我在广州生活的19年中，我所知道的书店都一家接一家地迎接着不断缩减然后倒闭的命运。这个暑假回去看到广州购书中心的现状，甚至让我觉得不知该可恼还是可笑。也许广州人即将就要成为真正的“南蛮”了吧。

回到正题。

其实历史还不单是这种有形的事物，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历史以及担负着将其延续的使命。比如说我很关心的“语言”。就语言教学来说，中国大陆的中文教育绝对没有好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基础教育的中文教育部分枯燥得能让任何有志于成为作家得少年早早夭折枯死。而关于“粤语”，这是广州人很自豪的事物，但是在做粤语标准化，以及抵抗普通话侵吞蚕食粤语空间的工作上却没见多少个广州人站出来——甚至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他们必须要这样做。

在阅读整个专题的时候，我总觉得其中有些矫揉造作的成分。中国人的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的自我毁灭与重新建设。即便我们保留了城市的历史，但仍不足以让我们学会如何记住历史，尊重历史。在感慨欧洲历史古城居然能协调好保留古物同时发展现代化关系的同时，却不想想欧洲人对历史尊重的态度。而如果真正教会了国人“尊重历史”，即便现在无法保留城市的历史那又如何，我们将开创的历史会很好地流传下去。

同期《新周刊》的另一篇文章《纯色的一代：80后艺术来了！》亦让我感慨颇大。

我并不喜欢给人贴个时间的标签划分类别，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尤其当你看到很多的“80后”都是如此地弱智而自己又不得不跟他们被划分到一起时。但在阅读《绝版中国》专题中的一些思考引发了关于此文的一些感想。

我很奇怪自己为何不去关注很多“老广州”关注的事情，比如西关大屋的日渐息微。后来我意识到这很大原因在于我并不是一个“地道的”广州人。我只是新广州移民的后裔罢了，住公家宿舍，来往的都是和父母同单位的其他小孩，甚至因为这样我并不太知道很多粤语俗语的用法（尽管粤语的确是我的“母语”）。我对所谓的西关和西关大屋的回忆，更多在小学时常常到小朋友们的家里玩，在巷道横街中追逐打闹。而仅有被西关大屋的气质吸引，则是在高一高二的时候。那时不知为何我很向往在那些街巷中生活并希望住在“西关大屋”里。那种特殊的气质在那时轻轻地带走了我的心。

其实这也和“80后”很像。与其说“80后”是新的一代，还不如说他们是新移民茫然中不知所措的恐慌症候群。对于80后群体来说，他们被彻底撕裂开两半，也许能以85年为界，中间隔着不可逾越的代沟。在80后前半，他们是目前而言成长得最成熟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被各种炒作“80后”概念媒体用来作“80后”代表的一部分。那些“80后”代表无不是这里面的人。这部分人并没有经历过前人感受过的历史大环境，文革、64等对他们来说都毫无意义。而这些小屁孩们经历过的事情是中国变化最快，最日新月异的阶段，他们要在种种变化中调整自身去适应周遭环境，同时又要面对着缺乏信仰的恐慌。

但对于85开始及至所谓的90后，他们接受到的教育则是另一套意识形态控制得更紧同时却又更有技巧的东西。他们对于所谓的“变化”是见怪不怪。再大的变化在他们眼里也不过是又一项新技术的出炉，他们适应力更强，也不思考信仰和社会。

如果一定要用年代来划分人群，我更偏向于把80到85划为一圈。他们无法了解之前的人，同时又和后来的人有着更多区别。

然而更让我奇怪的是媒体不断炒作“80后”的概念的目的。难道这些小屁孩真的这么值得关注么？在我看来也不过是商业罢了。他们能列举出来的80后成名人物，都是“娱乐”人物：畅销书写手、体育明星、娱乐明星和抄袭明星。就那么几个人能代表80后？这简直可笑到让人掉下巴的地步。拜托请看看，真正的80后们现在都正面对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和理想与现实的斗争选择而不断打拼奋斗。扩招让大学生们彻底臭大街；之前的体制不完善让捞好处的人大多是五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剩下的市场份额没给80们留多少；而社会风气越来越糟糕，80后们则还要背负此项罪名。媒体要说“80后”还是等我们彻底掌权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再慢慢回顾吧。

　　记得《麦兜的故事》刚刚出炉时正是高中，在同学当中很是风靡了一段时间。尽管自己觉得麦兜的笑料都很是无聊，然而正值人生最无厘头的花季人生，不学会几个段子是不像样的。比如看到新闻就能和朋友模仿那段特别新闻，又或者去吃饭就会重复那段叉鹅饭的段子。
　　那时候的《麦兜的故事》是积极上进的，因为当时正是香港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数年低潮期，在《麦兜的故事》里虽然透露着一种社会小人物对低迷的社会境况的无奈态度，然而在无奈当中他们仍会恶搞胃仙U的广告曲“星期一到星期七，多劳多得”表表决心。
　　06年初，《麦兜故事》真人版《春田花花同学会》正式推出，却让人看到一个以“搞笑片”为幌子的悲情故事。社会的无奈通过童稚的声音说出，只能让人觉得更加悲凉。
　　这个成人残酷童话，说的是社会发展导致的个人平庸化。用故作不羁的风格嘲笑故作姿态，其实只是因为个人成长遭遇的社会现实与个人理想选择中无奈的表现。
　　幼稚园的老师和校长教导小朋友们要成为未来栋梁，但是幼稚园却在一种收不到小朋友学费就无法维持下去的尴尬状态中维持。夸张化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也仅仅是想找一份和专业对口的工作（烧烤系去烧腊店～）。就连在大年三十冲进商业大楼劫持了上百人质的劫匪，目的也只是为了能继续每天吃茶餐厅盒饭的生活。
　　没想到通过民意与舆论压力逼得董先生自动辞职的香港人也竟会自甘卑贱到这种地步。而这正是最让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在董先生离开曾先生上台后，香港的社会、经济、民生都走向复苏。而这样一部原来“充满朝气”的搞笑动画却在06新年之际表达出这么悲凉的意境，这也是与港人的“政治不得志”脱不了关系的。
　　在曾先生上任后，港人要求“普选”的声音从来没有降低过。然而可见善于经营财务的曾先生在政治上也被夹于香港民众和中央政府之间。而随着中央政府一直拖延，港人在政治上的不如意也反映到日常文艺作品上。
　　邓爷爷说过“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那么五十年之后呢？
　　五十年之后，也不用变了。中共领导的政府，在潜移默化和扭转意识形态上很是有一手。九七前曾把九七视为世界末日的港人，不也在九七之后渐渐变得“拥护中央领导”了么。总体上，港人的政治觉悟渐渐走向平庸，这正是他们心底里不愿承认的无奈。
　　另一点是香港的经济地位。自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的经济地位就慢慢降低，这是他们的经济平庸。
　　而难以避免的个体平庸化，是世界上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的。港人的影视产品里，可以看到很多对此的嘲讽。就拿《春田花花》来说，无论怎么教导小朋友成为社会栋梁，他们的未来也大多只能成为普通人，上班族、侍应、劫匪、警察。就像《喜剧之王》里的尹天仇那样，无论怎样想要当一个好演员，却永远只能是跑龙套。
　　说起跑龙套，让我们稍稍称道一下港人的认真态度。在无数的搞笑片中，他们都拿跑龙套开玩笑，然而每个被取笑的跑龙套却又是认真无比。
　　幸运的是，《春田花花》里还有温馨的一面。只要上GOOGLE搜一下，都能看到门户网站给《春田花花》打的宣传都声称这是一部温馨的喜剧。
　　的确很温馨，年近岁晚制作这部片子，让一众大小明星们能够聚在一起合作做点什么。甚至不要求需要他们有多少演技。温馨、平庸的聚会，让人感到温暖。现实世界中，他们无论如何也是“星”，在这部戏中跑个龙套，也算是回忆往昔创业艰辛的忆苦思甜。这就像我的“跑团事业”，曾经想在这里面追求所谓的“扮演”，然而如今也只是平庸的为求与朋友一聚，是扮演是踢门也只为一乐耳。
　　末了，又想起《1984》。普通人的悲凉才是社会的悲哀。1984与春田花花，某些地方很相似。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而前几天的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站点也有很多关于艾滋病的新闻。自己这两天参与红十字急救培训，培训的老师也提到了关于中国艾滋病的问题（同时也强调在进行急救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对自己做好防护措施）。自己本来对“中国艾滋病”的状况并算是非常了解，同时也不感兴趣。
　　不过在今天下午的站读，阅读了一篇关于中国艾滋病现况的评论（出自本期《瞭望·东方周刊》还是《中国新闻周刊》？），里面提及专家研究出中国实际感染者多达84万的事情。评论里同时也提到了尽管局势异常严峻，但不必“谈‘艾’色变”，同时也给出了相关论据批驳了网上流行的“若不加控制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的说法。自己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关注的。
　　在今日的新闻中，有这么一条：吉林艾滋病感染者15次献血至少造成21人染病（http://news.163.com/05/1203/03/2412DVHG0001124T.html）。我们再看看关于艾滋病病例的国家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05年9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35630例，其中艾滋病患者31143例。
　　可以看出13万和84万的数字相差有多么的大。而在前述新闻中，一名未知情的穷苦艾滋病患者已经可以传染21人换上这种绝症。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中，将存在多么大的一颗炸弹。
　　情继续看官方报告中的统计数据：在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传播途径仍以经吸毒传播为主，出现了三种传播途径并存的局面。其中，注射吸毒占40.8%,既往采供血占23.0%,性传播占9.0%；途径不详者占23.4%，估计其中多以性传播为主。
　　上述的数种传播途径，都是一传多的途径。我甚至认为，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增加数字，到2010年将远远大于1000万。
　　14亿人口中有超过1000万人口感染艾滋病病毒，意味着几乎在每100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感染艾滋病。我们可以认为，中老年人或许会极少有机会感染这种绝症，那么也就是说50岁以下年龄层的人当中，每85人将有1人感染爱滋。
　　不同于欧美等国在经历了6、70年代提倡性自由的嬉皮士运动后带来的艾滋病困扰。各种国内艾滋病数据反映的问题以不单是“性”带给我们的问题。农民的生计、吸毒人数的增加、娼妓、卫生系统等。
　　谈到这些敏感的事情，我难免会“愤青”一下，所以暂时绕开这些，我想就此讨论下公民的社会责任感问题。
　　希望大家再阅读以下这篇新闻：资料：首位公开姓名的艾滋病人—— 宋鹏飞（http://news.163.com/05/1130/14/23QHDIGR0001126S.html）。我记起数年前收看香港电台的艾滋病专题节目，里面讲述了一个香港艾滋病患者的故事。一如大多数的艾滋病患者，在得悉自己患上了这种绝症后，这位患者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轻生。然而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总算走出阴霾，过着自信的人生。
　　人类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难以解决的问题，艾滋病就是其中之一。也许在未来某天艾滋病就像感冒一样在全世界流行（当然也如感冒般容易治愈），那么今天你会歧视身边患感冒的人吗？构造一个富有包容性、理性的社会，给予艾滋病感染者良好的社会生存环境，是一件更加迫切需要完成的事情。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接受、包容身边的人，无论他有何种与己不同的信仰，或者身患任何疾病。
　　同时，我觉得这种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还包括了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关注。比如在上面的吉林艾滋病患感染21人的报导中，就可以很好地说明此点。
　　中国的确有着种种问题，这不是一个生活的国度，而是你必须全力以赴，才能艰难生存的世界。有多少人会因此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相信大多数普通市民除了单位组织外，并没有任何定期做体检的习惯，这同时也构成了让艾滋病潜伏在人群中进行传播的环境。定期体检，不单是为自己好，也是为社会好。
　　跑题了，第一次写“站读”这个栏目，显得紊乱而空泛，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如果不想等到以后连选择性伴侣都成为一件危险而艰巨的任务时才后悔，那么从今天就开始关注、预防“艾滋病”，并且接纳艾滋病患者。